亚历山大·柯尔特没有告诉那个来自乌克兰的年轻人，最后一场属于柯尔特中尉的战争结束以后，他被送去了莫斯科的军官战俘营。

那里的条件算不上多好，但至少那里没有采石场，也不用去伐木，等待他们的只有没完没了的审讯。柯尔特中尉在第三场审讯开始之前，请求了一只钢笔和一些纸，之后他提交了长达二十页的呈堂证供。他的作品被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，最后传到尼古拉·列别杰夫中校的手里，老中校攥着那摞洋洋洒洒的文章，沉默了良久，最终柯尔特被分配去了翻译和整理文件的闲职。

他的俄语正确、规整，连文学教授都挑不出什么毛病，字又写得好像他本人一样漂亮。每当阳光透过树影，斑斑驳驳地落在办公桌上时，柯尔特从誊写供词的任务中抬起头，总觉得恍惚间他又回到了在柏林的日子。有时候他差一点就要脱口而出，好像只要他呼唤，克劳斯·舒曼上尉总会从某扇门后踱步出来，给他一个温柔的微笑。

起初这种现实与幻想的交错让他备受折磨，后来柯尔特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。那个军装整洁，谈诗论画的亚历山大·柯尔特下士已经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囚犯某某某号，就像角落里的那架钢琴也不见了，只有一把断了簧片的巴扬琴孤零零地立着。

只是彼时的柯尔特仍有一丝幻想，幻想战争很快就会结束，他们很快也能被释放回家。如今看来，那时的一切希望都显得幼稚又可笑。

天渐渐要亮了，远处的山峦被染上一点了暧昧的烟紫色。瓦西里蜷在木板床上，睡得正香，柯尔特低下头看他，那来自农村的少年有种随遇而安的快乐。他枕在自己的手上，嘴巴微张，一些亮晶晶的涎水堆积在嘴角，而那刚长出绒须的上唇周围，依旧沾着烤甜薯的橘黄色。

囚犯披上了大衣，把信揣进内侧的兜里，苏联人的大棉帽子盖住了那一头惹眼的金发。瓦西里发出一声满足的梦呓，少年的梦里有金色的麦田和烤架上的火焰。

柯尔特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推开木门，头也不回地迈向那白皑皑的雪地。

早些年在柏林的时候，每个居民都收到了一份说明指南，里面标注着犹太人对国家的种种破坏，以及雅利安人应有的高尚品格。尽管上尉对此嗤之以鼻，柯尔特觉得有些条例倒是不无道